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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单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

  • 日期:2014-4-28
  • ——论被告住所地法院作为协议管辖法院下该约定的效力

    作者:杨萃颖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考虑到托运人和承运人属于不同国家或地区,承运人签发的提单通常载有管辖条款,约定与提单有关的一切纠纷提交某个法院管辖。由于提单均是由承运人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且考虑到在大多数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中,承运人往往是以被告的身份出现,承运人为了获得诉讼程序上的便利,该提单中拟定的管辖条款往往都约定将与提单有关的纠纷提交承运人所在地,即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对于此类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认定,由于当时法律尚未有明确的指引,我国各地法院也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在实践中往往导致当事人择地诉讼。

    而新民诉法的颁布和实施似乎为这一争议划下了句号。新民诉法第34条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作为纠纷管辖法院,至此,提单当事人将提单下的一切纠纷提交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该项约定的效力已经通过立法予以明确,但立法上的这一转变是否能为司法实践扫除障碍,抑或是为法院处理个案增加了一道屏障,这正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考虑到提单转让给第三人后,我国法院的普遍态度是不认可提单协议管辖条款对第三人具有约束力,故本文探讨的范围仅限于提单尚未转让给第三人、或托运人同时也是收货人,或虽然发生转让、但最终提单流转回到托运人手里的情形下,提单上记载的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即与提单有关的纠纷提交被告(承运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条款的效力。

    一、新民诉法实施前的立法规定以及法院判决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关于提单当事人协议管辖的约定,旧民诉法第242条明确,“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本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该条文允许涉外合同当事人有权通过书面形式将合同纠纷提交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但是对于何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该条文并没有进一步的予以厘清,而是将该问题交由审理案件的法官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自行判断。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尤其是被告(通常是承运人)住所地是否属于该法律条文规定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各级法院的态度是截然不同,主要分为否定派和肯定派,笔者将结合下面案例具体说明:

    1、否定派

    【案例1】案号:(2011)青海法海商初字第61-1号
    原告(青岛公司,托运人)委托被告(新加坡公司)运输货物从中国青岛至马来西亚巴生港,因货物不知去向引发纠纷。提单约定由被告住所地新加坡法院管辖。原告其后向货物起运港青岛海事法院起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该案历经一、二审法院审理,法院最终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认为:(1)新加坡非货物运输的起运地、中转地、目的地,与本案争议并无实际联系;(2)提单约定的管辖权条款是以小于提单打印项目的字体印刷在提单背面,条款字体也与提单其他印刷部分没有显著区别,据此不能认定承运人已尽到以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该条款缺少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要件。

    【案例2】案号:(2010)粤高法立民终字第77号
    原告华普公司为提单托运人,委托被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运输货物,法国达飞海运集团签发的提单注明与此提单产生的索赔和争端将由MARSEILLE(马赛)的法庭判决,排除任何其它的法庭。原告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诉至广州海事法院,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广州海事法院裁定驳回被告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该管辖权条款并非双方合意,属于格式条款,并没有尽到适当提示和说明义务,故该条款无效。
       
    被告法国达飞海运集团不服并上诉,广东省高院最终驳回被告管辖权异议,但驳回的理由却与广州海事法院不相同。广东省高院认为被告承运人已经在提单正面以合理方式进行适当提示,足以引起原告的注意,故该提单载入的管辖权条款是有效的。高院的这一认定完全推翻了广州海事法院的一审裁定,明确认可了法国达飞海运集团签发提单上载入的管辖权条款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但其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话锋一转,认为尽管该协议管辖条款为双方合意的结果,但因“涉案提单约定的法国马赛并非本次运输货物的提单签发地、装船港、转运港、卸货港、货损发生地、海事事故发生地等与货物运输合同履行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即被告住所地马赛不属于当时实施的民诉法规定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而认定该管辖条款无效。
       
    从该案可以看出在涉案的其他因素均与被告住所地毫无联系的情况下,而仅仅因为协议管辖法院位于被告住所地的情况下,法院是不认可该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认为被告住所地不属于民诉法规定的“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2、肯定派
       
    无独有偶,在(2010)粤高法立民终字第77号一案审理前,厦门海事法院也遇到类似的管辖权异议案件,该案最终经福建省高院审理终结。该案情况大致如下:原告(温州公司,托运人)委托法国达飞轮船公司将货物从厦门运往康斯坦萨(Constanza),CMA提单正面用有别于其他蓝色字体的红色字体约定有关纠纷由马塞法院管辖。原告向货物起运地厦门海事法院起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该案经一、二审法院审理,最终裁定被告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在判断该协议管辖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上,福建省高院的理由与广东省高院的判决理由大体一致,认为“被告是在提单正面以区别于其他条款的醒目的红色字体印刷出管辖权条款,可认定被告已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原告,原告不宜以格式条款单方印制为由抗辩”,但与广东省高院判决不同的是,福建省高院认为法国马赛市是被告的登记注册地,合同双方选择将提单争议提交马赛法院管辖符合我国法律规定,从而裁定被告管辖权异议成立。
       
    在上述判决中,对于为何认定当事人双方将提单争议提交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约定有效,福建省高院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论述。但从这一判决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涉案其他因素与被告住所地无关的情况下,法院是认可被告住所地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厦门海事法院在对该案的评析中,对该判决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主张:
       
    “是不是有了协议管辖,我国法院就必然放弃管辖权呢?答案是否定的,法官还需依公平合理及对等原则进行裁量,这时要考虑的因素就很多了。比如说,管辖权条款规定由船旗国法院管辖,而船旗国又是方便旗国,方便旗国的法律并不完善,且承运人有规避法律、减轻责任的意图,则到管辖权条款规定的法院诉讼应被认为不合理,受案法院应不放弃管辖权。就本案而言,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法国是一个有着完备法律体系的国家,并且对我国中远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也予以承认,根据对等原则和国际礼让原则,我国也应承认法国船运企业提单中的管辖权条款,这也直接关系到将来生效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
       
    上述评析一方面道出了法院不愿意承认被告住所地作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从而否定协议管辖条款效力的背后缘由,另一方面也阐明了法院在本案中认定管辖权异议成立的理由。

    二、新民诉法的规定及法院态度的变化
    新民诉法的亮点之一便是对旧民诉法第242条的修正。新民诉法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换言之,对于涉外合同或财产权益纠纷,法律不再仅仅使用“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这一概括字眼,而是将其与国内协议管辖统一,明确了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和标的物所在地这五类地点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对于上述以外的当事人选择的地点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则立法者仍将该问题交由法官自行裁量。

    那么,在新民诉法颁布实施后,对于被告住所地作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这一争议问题,法院的态度是否有所转变呢?笔者将结合下面的案例作进一步的探讨:
       
    【案例】案号:(2013)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7号
    原告(香港公司)委托两被告(上海、厦门公司)将货物从深圳盐田运往西班牙Vigo港,两被告无单放货因而产生纠纷。原告是在香港注册登记的公司,提单背面约定因提单产生纠纷由香港法院管辖,原告向货物起运地法院广州海事法院起诉,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

    广州海事法院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认为香港并非货物运输的起运港、目的港,也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签订地、涉案提单签发地或转运港,也非本案各方当事人的共同住所地,香港不是与本案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符合民诉法242条规定;提单背面的管辖权条款属于格式条款,须经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明示接受方可对其生效。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广州海事法院作出上述裁定时,新民诉法尚未正式实施。广州海事法院的给出上述裁定仍然是基于传统的思维,认为原告住所地不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案经上诉至广东省高院后,广东省高院最终裁定管辖权异议成立,高院在其裁定中完全推翻了广州海事法院的裁定理由,认为:(1)香港法院是原告所在地法院,提单约定纠纷应提交香港法院解决;(2)原告未能证明提单载明的管辖权条款存在不公平合理情形,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该管辖权条款提出过异议,可认定该条款是双方合意的结果。(3)该管辖权条款符合新民诉法第34条规定,该协议管辖条款应确认有效。

    从本案可以看出,在涉案其他因素均与原告住所地无关的情况下,仅仅由于提单约定将提单纠纷提交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广东省高院摒弃了其在(2010)粤高法立民终字第77号裁定的态度,认可该管辖条款的效力,裁定管辖权异议成立。

    考虑到广州海事法院驳回管辖权异议时新民诉法尚未正式实施,而广东省高院作出上述裁定的时间点适逢新民诉法正式实施后,两级法院对同一个问题的认定也是截然相反,这不得不让笔者将新民诉法和法院态度的转变联系起来。在新民诉法明确将原告住所地和被告住所地列明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后,法院在这方面也丧失了自由裁量权,高院的上述裁定即表明其依照新民诉法规定,认同了原告住所地作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虽然本案争议点是原告住所地,而并非前文论述的被告住所地,但该案例对于被告住所地是否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这一争议问题仍应适用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鉴于该案例是由广东省高院作出,其他省份法院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尚未能够从公开获得的案例予以明示,故被告住所地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这一争议问题的确定尚需通过更多案例予以进一步释明。

    三、笔者的看法

    对于被告住所地是否应当认定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原告就被告”作为一个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的原则,该原则不应当被轻易否定。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若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则由此引起的纠纷应由运输始发地(起运港)、目的地(目的港)、转运港所在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从上述规定可知,在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的情况下,我国法律是认可被告住所地法院的管辖权。立法者将被告住所地与运输始发地(起运港)、目的地(目的港)、转运港所在地作为平行选项供当事人选择,也反映了立法者认同被告住所地与运输始发地(起运港)、目的地(目的港)、转运港所在地一样,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果在当事人约定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情况下,法院因为种种原因而否定了当事人的该项选择,则会出现当事人约定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时,该条款无效,而在当事人没有进行管辖权约定的情况下,被告住所地法院反而有权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进行管辖的怪象,这显然与立法主旨相违背。因此,除非出现特殊情况,笔者认为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将被告住所地作为解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纠纷的法院地。

    但是,允许当事人选择被告住所地法院作为解决纠纷的法院并不表示在任何条件下该选择都是当然有效的。在实践中,有些承运人出于避税或挂方便旗的需要,选择在避税港国家或方便旗国家注册成立,但实际上却并不在当地营业。承运人在提单中载入由承运人住所地法院管辖的条款,则在承运人被诉的情况下,无论原告抑或被告均要千里迢迢地到该国法院起诉,而且原告还将面临胜诉后判决难以执行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概认定当事人的上述选择有效,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但不能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反而给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带来极大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应当行使其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特点认定当事人的协议管辖条款无效。这并不是法院片面维护自己的管辖权,而是为了便利当事人行使诉权。

    而新民诉法则不分个案实际情况,统一规定被告住所地法院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乍看之下将当事人没有约定管辖和约定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两种情况的法律后果进行了统一,避免产生上述“无约定,被告住所地法院有权管辖,有约定,被告住所地法院无权管辖”的怪象,但同时也为在避税港国家或方便旗国家注册成立的承运人通过管辖权条款的约定,不正当地获得程序上的利益大开方便之门。若法院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试图否定该管辖权条款的效力,则不能通过援引被告住所地与争议无实际联系这一裁定理由,而只能通过其他理据,譬如,提单格式条款未经合理提示不产生约束力这一传统说辞,驳回管辖权异议。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到新民诉法适用的范围不仅仅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还包括各类民商事案件,对于笔者上述提到的被告住所地法院作为双方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所带来的利与弊,笔者认为可以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另行作出规定,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可以用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而无需直接将被告住所地法院明确为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法院。这样一来,在具体个案审理中,在遵循“原告就被告”这一国际民商事诉讼管辖原则的前提下,承认被告住所地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基础上,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对在避税港国家或方便旗国家注册成立的承运人提起诉讼的海上货物运输纠纷,在综合考虑案件各因素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否定当事人对被告住所地的协议管辖条款的效力,真正实现案件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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