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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谈参加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的几点心得和感想

  • 日期:2015-8-28
  • 作者:王敬
       
    8月20至21日,我作为广东律师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本次全国律师工作会议,这是在我国律师事业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将为中国律师事业发展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标志着中国律师事业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必将迎来新的跨越发展。

    从会议归来,孟建柱书记的讲话仍然在脑海回荡,作为律师群体的一员,我深受感动,并由衷赞同。孟书记用法治思维谈律师工作,理性分析问题,深刻而实在。这次会议让广大律师同仁感受到了温暖,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政法各机关对律师工作和律师事业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律师的关心、爱护和信任。此外,此次公、检、法、司四家联办这次会议,将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落实、保障起到十分有效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提出,中国搞现代化建设要有3个30万,即30万注册会计师、30万税务师、30万律师。如今,27万多名律师、2万多家律师事务所,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本人从事律师职业近三十年,也十分深切的感受到,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律师群体的诉求和利益,越来越意识到律师工作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律师队伍是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治国理政、社会治理和涉外法律事务中,都需要一大批有国际视野、业务精通、有社会责任感的优秀律师参与。

    虽然从数量上,我国的律师队伍已经在逐渐发展壮大,也即将达到邓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目标,但从整体质量上来看,我们律师团队的水平和业务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社会、经济中对律师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孟建柱书记在此次会议中提出,“从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看,随着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各国之间经济贸易、人员往来不断增多,国际法律服务业进一步扩大。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涉外法律事务不断增多,迫切需要一大批通晓国际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但目前,全国能够熟练办理涉外法律业务的律师不到3000名,能够办理‘双反双保’业务的律师不到50名,能够在WTO上诉机构独立办理业务的律师只有数名”。

    确实,我们在肯定律师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应当理性认识到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当务之急是国家应当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争取使我国律师队伍从知识结构、业务素养上都有一个整体提升。特别是为了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趋势对法律人才的需求,要加快培养中高端涉外法律人才队伍。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跃居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我国法律服务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的矛盾还比较突出。在中国每年审结的850多万件民商事案件中,有律师代理的不到200万件;而在涉外法律业务中,能熟练办理相关业务的中国律师不足3000名。

    在法律服务质量上,大多数律师从事的还是知识要求不高的中低端业务,而重大涉外商业案件等中高端业务主要还是由国外律所代理。而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以及个人层面的海外投资持续火热,在政府、企业、个人都纷纷去海外投资的同时,相关投资纠纷开始出现,市场对海外法律服务等需求逐渐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兼并及收购、对外投资、税务、经营许可和企业合资、知识产权、及和政府监管相关事宜等领域的法律服务目前还存在较大人才缺口。

    事实上,中国企业在涉外法律纠纷处理上往往很被动,据统计,中国企业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败诉率达60%,远高于世界26%的平均值。在对华反倾销案中,中国企业的应诉率仅为50%左右。而应诉案件的胜诉率不足30%,好则37.5%。仲裁是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由于对国际贸易领域的法律和规则不熟悉等原因,当前中国企业在国际商事仲裁案件中的败诉率高达90%至95%。

    分析其原因,还是由于我们对国际游戏规则不熟悉,国内高端法律人才缺乏,国内企业在遇到国际纠纷时,往往难以找到可以胜任的国内律师,于是花高价聘请外国律师。但尽管花了高额费用,也往往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国内企业不了解国内外文化差异,比如,在诉讼准备阶段,往往毫无保留的将所有资料提交给国外律师,而国外律师按照国外习惯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事实和证据披露义务,往往会把全部资料提交给法庭和对方当事人,其中包含不少对我方不利的证据。从这点上来说,如果能事先聘请中国律师作为过渡,由中国律师把关、再行委托国外律师,能起到文化沟通桥梁、法律连接纽带。而且中国律师了解当事人的文化习惯和思维方式,会因此而制定出适合中国企业的诉讼策略,当然担当此任的是一些高水平的、并且了解国外诉讼和仲裁程序的中国律师。国外大企业在我国涉及到纠纷时,也一般不会直接委托我国律师处理,而是会先委托本国律师,商讨诉讼策略和了解相关差异后,再由本国律师委托中国律师介入处理。

    我建议应当加大对国内高端法律人才培养的资金投入,定期选派几十、上百名年轻律师赴英美大的律师事务所实习或参加法律培训,时间要一到两年,之后回到中国律师事务所服务,从事中高端法律业务。这项工作应当由司法部和各省司法厅牵头组织,并给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大英美律师事务所分派指标,由他们来负责接受和培训中国律师,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由中国律所自行联系英美大的律所要求培训或学习,如果没有特殊的利益关系,通常都会遭到他们的拒绝,或以各种理由推托,所以必须由司法主管部门联系和安排,也是作为外国律师所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条件之一,而不是单纯的竞争关系,这项工作必须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各行各业都有了飞速的进步和发展,科学技术和互联网高度发达,但中国的高端法律服务市场却人才匮乏,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刻反醒!

    另外,英国和美国律师培养体系比较成熟,我们国内也可以考虑学习英国和美国建立完善的律师培养机制,在英国和美国,律师一般要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即有着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如同医生一样,不仅学业时间长,而且价格不菲,这也验证了一个理论,即高投入,高回报。英国的律师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包括法学基础理论的教育阶段(简称CPE)和法律实务阶段(简称LPC),而美国除了本科四年的非法律课程教育外,还要经过三年的法律博士课程教育和法律实务以及律师职业训练。目前国内律师培养周期较短,在通过司法考试并申请实习后,在实习期内,许多省市仅要求实习律师参加一个月的律师培训,广州目前为两个月,但仍然较短。如此短的时间内很难对律师的职业素养、业务能力有实质的提高。在英国,只有通过了职业培训所有的课程考核后,方能被称之为实习律师,如同通过了我国的国家司法考试,然后需要在英国的律师事务所实习两年后,通过正式申请才能取得律师的执业资格。

    除了建立完善的培训制度,我建议还可以考虑在不同级别法院中建立律师分级出庭资格审查管理制度,如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对律师颁发出庭资格证书,规定出庭律师工作的最低年限,这样有利于提升律师在高级别法院以及重大案件中的法律服务质量和水平,一些发达国家的法院也有类似的要求。目前我国法院已经基本建立了分级制度,这对提高审判质量和保障司法水平有重要意义,建立律师分级制度,同样对健全律师制度、保障司法秩序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部分年轻律师,资历尚浅的律师,为了争夺案源、提高知名度,往往采取极端手段,通过不负责任的手段以搏出位,最后让法院难堪,也让律师群体的社会评价受到影响。如果建立律师分级制度,限制低级别律师参与重大案件和代理高级别法院的诉讼,而资深律师在知识储备、行为方式上都比较可靠,能起到提高诉辩双方的对抗水平,有利于更大程度实现公平正义,也有利于保持在稳定的大前提下进行诉讼活动,避免司法秩序受到破坏,和避免律师群体形象受到贬损。

    “在美国,当遇到纠纷,每10个人中就至少有1人选择法律途径并请律师去处理和解决,而在中国,当遇到纠纷,每1000个人中才会有1人选择法律途径和律师来解决,因为中国人普遍不相信法律,而更相信权力和关系”。这个比较反衬出了此前中国司法的现状,这种状态近几年正在得到改变,“依法治国”的方针渐渐深入人心,公平正义的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愿意选择通过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权益和寻求公平正义,从各级法院受案数量直线上升也可以窥见一二,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取得的进步,更是中国律师群体喜闻乐见的局面。

    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看到了进步,也预见到我们将迎来越来越好的时代。这次全国律师工作会议也让我们律师群体意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律师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也期待中共中央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管理,强化律师队伍建设,为律师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

     


    王敬律师应邀出席会议
     


    王敬律师与参会的其他广东律师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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